汉扬编程 C语言入门 “用小说把骗子杀死”的阿乙要来了,骗子还会来吗

“用小说把骗子杀死”的阿乙要来了,骗子还会来吗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张瑾华

“用小说把骗子杀死”的阿乙要来了,骗子还会来吗

阿乙近影。

“用小说把骗子杀死”的阿乙要来了,骗子还会来吗

如果有人许诺你一夜暴富、钱从天降,那么他一定是骗子。如果有人给你讲一个怪谈故事,荒诞而又真实,那么他一定是阿乙。

“用小说把骗子杀死”的阿乙要来了,骗子还会来吗

阿乙曾有豪言:用小说把骗子杀死。因为,他曾经是一名警察。

“用小说把骗子杀死”的阿乙要来了,骗子还会来吗

从2018年春到2021年春,作家阿乙已经整整三年没有新书问世,但他每天会去北京单向街书店咖啡区,戴上耳机,打开电脑,日复一日地写作。

“用小说把骗子杀死”的阿乙要来了,骗子还会来吗

这几年里,笔耕不辍的他重又回到中短篇小说写作,蓄势待发。这是阿乙更习惯的领域,他此前的作品也是以中短篇为主,《灰故事》《情史失踪者》等小说集深受读者喜爱。

暌违了三年,阿乙选择将一个中篇和十二个短篇结集出版,以一本15万字的新书《骗子来到南方》宣告归来。

阿乙,江西瑞昌人,生于1976年。出版有短篇小说集《灰故事》《鸟,看见我了》《春天》《情史失踪者》,中长篇小说《早上九点叫醒我》《下面,我该干些什么》《模范青年》,随笔集《寡人》《阳光猛烈,万物显形》。曾入选《人民文学》“未来大家TOP20”。作品被翻译成十个语种二十个品种。2019年《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报告》显示,《早上九点叫醒我》系当年海外图书馆入藏最广的中文文学图书。

作为近年来活跃在华语文坛一线的作家,阿乙受到了包括北岛、格非、李敬泽等名家的赞誉,同时也受到了许知远等文化媒体人的关注。他的上一部作品也是目前唯一一部长篇小说《早上九点叫醒我》在2018年1月出版后,入选诸多年度好书榜单,并获得央视《朗读者》栏目推荐。阿乙也是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当代作家之一,作品目前已经被翻译为十种语言二十个品种,《早上九点叫醒我》更是在2019年成为当年度海外图书馆入藏最广的中文文学图书。

一部成功的长篇小说之后,“下面,我该干些什么”,是无数读者关心的问题。近日,中短篇小说集《骗子来到南方》由译林出版社正式发行,阿乙用这部新作回答了这一问题。

据译林出版社相关编辑透露,2021年译林社启动了阿乙作品再版计划,新版阿乙作品将以全新装帧形式与读者见面。《骗子来到南方》由新锐设计师谢翔操刀设计,立足文本打造整体设计。

《骗子来到南方》是译林社新版阿乙作品系列中的首部作品,其余作品将陆续上市,包括阿乙的成名作《寡人》《阳光猛烈,万物显形》,代表作《早上九点叫醒我》《灰故事》《情史失踪者》等。

6月26日晚上7点,阿乙将带着他的《骗子来到南方》,在杭州单向空间乐堤港店与读者面对面,做一场“不滞后的预言”的交流。

【转型之作,讲述荒诞而又真实的怪谈故事】

一桩匪夷所思的诈骗案件:骗走整座城市的财产之后,骗子依然生活在受骗者中间;

一局细思恐极的吃人阴谋:想学魔法的孩子在寻找“四眼人”,“四眼人”也在寻找他;

一次奋不顾身的爱情实验:通过“抗衰机”,青年以精力换得女友青春永驻,直到成为剩渣;

一轮循环往复的叙事圈套:老人因邻居女婿送肉愤而出走,最后却成为邻居女婿手里的那团肉;

一场颠覆经典的话语狂欢:如果《荷马史诗》里的英雄只是一群问题学生,特洛伊还会是特洛伊吗?

《骗子来到南方》共收录作品十三篇,分为短章、短篇、中篇、寓言、故事新编五种形式。阿乙以简净的文字和奇妙的想象,讲述了一个个荒诞而又真实的故事。社会新闻和民间故事给了他灵感和新的突破点。同名中篇《骗子来到南方》原型是近年来屡屡发生的集资骗局,阿乙以文学笔法复盘了“一桩事先张扬的诈骗案”。

同名中篇可能采集自社会新闻,而集子里的短篇更多采集自民间故事。阿乙说,自己如同蒲松龄一般,四处搜集故事,“采集对象什么人都有,街道上的人、中国人、外国人、锻炼的人、出租车司机、熟人……”稍有不同的是,蒲松龄本尊“喜人谈鬼”“雅爱搜神”,阿乙则不拘鬼神,更多怪谈。民间怪谈和奇思妙想一拍即合,一篇篇荒诞而又真实的故事跃然纸上。

回归中短篇的阿乙,并没有重复之前的写作。他给自己提了一层更高的要求:转型。阿乙此前作品中的故事大多围绕小镇或小镇青年,但他并不满足于此,而是希望在写作上有所突破。通过这本新书,久违了的读者将会见到一个不同以往的阿乙。

阿乙并不满足简单地继承或改写中国传统小说,字里行间也注入了个人特质。比如《育婴堂》在蒲松龄之外,还融入了科塔萨尔《仰望星空》的元素;《表妹》摒除了传统小说中“人狐恋”的美好,给人以一种更现代、更特别的观感……从魏晋志怪到唐宋传奇,再到“三言二拍”《聊斋志异》,“故事新编”与鲁迅也是形似神似。故事传统和个人写作融为一体,阿乙在中国的文学传统里发现了一条小说之路。

除了在故事上回归中国文学的传统,在语言上,阿乙也向口语回归。阿乙对于卡夫卡极为推崇,曾经说过“卡夫卡就像天使,把文学青年接上天堂”。阿乙从卡夫卡那里学会了小说的写作,但此前多少也沉迷于卡夫卡式的文字实验。在这部全新的小说集里,阿乙在语言上也开始尝试转型。文字简净、流畅易读是《骗子来到南方》的一大特色,结构简单、近乎口语的文字占了大多数篇幅。口语化的文字非但没有伤害故事的深刻,反而使故事更加流畅。在阿乙看来,采集自街头巷尾和文学传统的故事,只有用口语化的文字写作,才能真正绽放故事之光。

阿乙近影。

【诈骗已经像气候一样,成为我们社会生活里的一种固定现象】

《骗子来到南方》共20节,前面6节写“我”回到老家见证修理自来水管的事,中间8节宕开一笔,写从六年前开始的一桩集资诈骗事件,最后6节接续前6节的时间,讲骗子消失和警察破案的故事,整篇小说呈现出类似座机电话听筒的几何形状。在《育婴堂》中,我把现实和梦幻交缠着写,让人分不清幻想和现实。

而在《生活风格》当中,阿乙刻意混淆故事的起因和结局,让故事的首尾在结构上就形成了一个类似“贪吃蛇”的咬合结构:毕癸丑因邻居女婿的送肉而愤然出走,最后却又成了邻居女婿手里的那团肉。《追赶一只兔子》写同一段路的两次经过,在去的路上,奔跑的孩子经过亲戚家,受到友好对待,在回来的路上,这个孩子是暗地里行动,亲戚们正准备向他家大举进攻,血洗其家。这篇小说的形式非常经典,像刮鱼鳞一样,先顺着抚摸鱼身,然后逆向运刀,于是看到美丽的鱼鳞翻起、血肉牵连的惨象。

关于小说为何这样处理,这是阿乙的自述——

“安德烈·莫罗亚在议论《追忆似水年华》时将小说分为两种:一种是巴尔扎克式的,旨在描摹社会(外部世界);一种是普鲁斯特式的,旨在描绘人的精神世界。我们所见到的小说大多是前一种,而这一种,在我看来又分为两种:一种是预言性质的,一种是对社会事件或者社会动向的滞后反映。

“我这个小说,就是对骗子成灾这一社会事实的滞后反映。但因为这样的事实过于庞大、过于深刻,仍然要在我们的社会中长久存在,所以这篇小说看起来也像是预言,或者像我的一个朋友阅读后所说的:它敲响了一次警钟。”阿乙说。

阿乙说,他念过警校,曾经从警五年,但他并不是从公安方面知道这些诈骗事件的,而是从自己的亲人、朋友、熟人那里知道的,甚至是从自己身上知道的。因为有一段时间,每天都有人给他打电话:“明天早上八点钟,到我办公室来一下。”就像他在小说中写的那样。

“之所以知道这些事,并非因为我打听过它,而完全是因为我无法不知道它、不得不知道它。而且诈骗方式也在推陈出新,被消灭一种,它又推出新的一种,很像是病毒通过变异之后获得新生。这时,人普遍变成骗子的扫描对象,只要人在智力、判断力、理性上出现一点点欠缺,或者说出现一点点迷糊,就会像鱼一样,被对方钓起来。尤其是一些老年人,成为骗子下手的重要对象。这些老人并非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贪心、贪财,他们之所以受骗,完全是因为被骗子从话术上操纵了,也就是说,被对方洗脑了。”这是阿乙的日常生活体验。

可以说,诈骗已经像气候一样,成为我们社会生活里的一种固定现象,人们谈起诈骗,不再认为它是一种奇迹、一个偶然事件。一些人已经对此听之任之了。

“我写这篇小说,表达的是对诈骗这种肮脏事实的强烈愤恨,以及对伊甸园的怀念。”阿乙说。

在《骗子来到南方》这部小说里,阿乙把这个骗子给活埋了,“我觉得埋一次还不够,还把他肢解,这就是我对骗子内心的看法,但是生活中不会这样。”阿乙说,“我觉得大家上当受骗很难受,又很委屈的话,就看看这个小说吧,毕竟我把他处理得那么惨。”

抢先读

《骗子来到南方》书摘

我从红乌西站出来。两年前,也就是二〇一七年九月,这座高铁站开通运营。从此红乌到武汉和北京的行程分别被缩短为一个半小时和四个半小时。我是从故乡亲友的微信朋友圈知道这一消息的。对久居红乌、因志气和体能丧尽而失去迁徙可能的人来说,这条消息是对他们的一次重新命名和授予,会带领他们进入虚幻之境。同样的幻觉在一九八九年武九线红乌站建成通车时出现过一次,在同年底红乌撤县建市时出现过一次,在二〇一〇年杭瑞高速公路红乌段建成通车时出现过一次。每一次,人们都感觉自己置身于世界与历史的中心,或者至少,是被纳入某张网或某个体系中。事实较凄惨。火车给红乌带来的只是几个骗子,有一年捎来一名杀手,他沿红乌市区主干道一连杀害七人,而捎走的则是一批又一批要去大城市挣钱的劳力。有几年春运,火车门根本不开,人们不得不砸烂车窗,将亲人连带行李塞进去。在二〇一五年第一期的《世界轨道交通》杂志上,一篇署名吴献龙的文章谈及高铁的“虹吸效应”,它这么说:“中小城市利用高速铁路带来交通发展、吸引人才聚集的想法并不能实现,而是更多的资源、人才被沿线的大城市所吸引,造成小城市越来越缺乏活力。”

它说的没有办法再有道理。

我从红乌西站出来。和我一同出闸口的不足十人,我们作为一支渺小的军队行走在有二十几亩地大的广场。一块块、足有四十万块正方形的大理石砖拼凑成它。广场边缘停靠几十辆出租车。一些司机跑来揽客,其中一名说:“一位一位一位嘞,你一来咱们就走。”但在走近后,我发现车里并无其他乘客。“你再等等,再等一位咱们就走,”他说,“或者呢,你加五元钱。”

“行吧,加。”我说。

汽车经过占地面积达六十亩的市体育公园。主体育场有一万三千个座椅,是中乙一支球队的主场,报道说常有数千人观赛,我去过两次,都只有几百人。在体育公园和高铁站周围,是挖开一半的山体,露出整整一面的红土,远望过去,会发现它有一种往下不知为何的呆滞感。汽车通过被废除的原市区中心,北上,经过人去楼空的钢管厂宿舍,右转,到达此行的目的地:毗连红乌站的永修路。过去,永修路叫农商街。几乎在红乌站建成的同时,农商街夹道建起两排三层的商品房,我父亲在路北买下一幢,左邻姓梁,右邻姓温,如今这两家均已易主。我祖母和父亲都是在这幢屋内辞世的。他们在生前最后几年饱受疾病折磨,我记得父亲已经死了,喉结那还鼓动一下,呕出一口黑血。母亲有一次说,她听见死去的我祖母在阴暗的室内一边摇扇一边走动,不停地诅咒她。买这幢屋是我父亲一生所做的最失败的决定,让一大家子人住进商品房的欲望战胜了他的理智,他原本应该是故乡少有的几个理性的人,能站在事情面前认真分析。我仿佛听见开发商对他说:“就差你一家了,你住进来咱们就和自来水公司签协议,接通自来水。”或者:“火车一响,黄金万两。”

后来因自来水久不能接通,农商街居民在房子里掘井、装手摇水泵。我记得作为中学生的我和弟弟,每天不得不手握摇杆,各自压够两百下,好让鼓着大腹的粗陶缸注满水。我们都责怪对方压的次数不够,在偷懒。我一边压,一边望向盖住天井的玻璃。光线透过它照下来。我在想:“还有比这种枯燥的劳动更让人难以忍受的吗?”后来我在越来越多的名人著作里看见同样的感慨,比如加缪的《西西弗神话》、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要么说“再没有比进行这种无效无望的劳动更为严厉的惩罚了”,要么说“我想,几天之后,囚犯就会上吊”。最近我在读韩炳哲的《娱乐何为》,发现在第五十一页,编者提供了这样的注释:“埃古普托斯希望自己的五十个儿子娶他兄弟的五十个女儿,达那俄斯被迫同意,但却命令女儿们在新婚之夜杀死各自的丈夫。四十九个女儿遵命而行,因犯罪恶,被罚日夜打水,而水缸永远不满。”我记得自己在参加警校新生军训时,因无法忍受教官命令我们成百上千次地做同样的动作,而选择罢训。二〇〇二年,因无法忍受在办公室日复一日地撰写材料,我辞职离开红乌。

我走入在永修路30号的家。我要在这住上些时日。父亲是三年前辞世的,母亲在她漫长的人生里第一次获得自由。葬礼结束后,我们从她脸上看见一种被解放的欣喜。十三四岁,她就开始照料自己的父母。后来和我父亲生下七个孩子,其中两个夭折。她将五个孩子照料大,又开始照料孩子的孩子一共五人。此后,她又开始照料卧床的我祖父、我祖母和我父亲,直至他们先后辞世。现在,虽然被糖尿病、心脏病折磨,她仍然享受一个人待在家、自由自在的感觉。她掌控着这幢房子。没人能把她请走。

天井下的水井已填上,地面贴着像河水一样呈亮灰色的瓷砖。这块地方应被视作穿堂,连接着客厅和厨房、卫生间。我注意到卫生间贴墙安装着一根水管。水龙头的扳手开关被转到一个位置,水从出水口滴滴溜下,坠入水桶。我想到,这是一种生活经验,或者说生活伎俩。单位时间出水量虽少,但水表内红三角不转,因此不用缴费。况且只要不管它,一上午的工夫,它就准能给你蓄满一桶水。要到解手,我才知事情并非如此。从马桶水箱压不出水。我得用瓢到水桶里舀水,冲掉秽物。“是水只有这么大,厨房的水也只有这么大。”母亲说。我将厨房水龙头的扳手开关几乎转到顶头,发现水流也就细线那么大。母亲说:“这还算好的。一到大家煮饭、洗衣,就更没水。早上打开水龙头,水还是黄的。要放一阵子,水才清了。”

“那怎么生活?”我问。

“慢慢积水呗。过去在农村,没自来水不是一样生活?”母亲说。

母亲提到,隔壁邻居的情况差不多,他们处理的办法是在家里装上价值四五百元的增压泵,或者在楼顶装水池(一说水塔),将水抽上去贮存,使用时再输送下来。具体原理我不懂,也未去实地察看。我只听母亲嘟囔,自打邻居这么干,分摊给我们家的水就更少了。

将洗澡时,我打开热水器,发现只有少量的水像伤口的血一样,从花洒浸出来。我打车让司机带我去澡堂,发现原本建在电池厂和通江东路的两家扬州洗浴中心已经关张。司机说:“家家户户有热水器,谁愿意来澡堂洗?”最后我到宾馆开钟点房才洗成澡。

我决定打电话给自来水公司。母亲说:“打了啊。光一家打没有用,要十家一起打。可是在家的都是老人家,没法打。年轻人都在外头。即使在屋,也不见得齐心。”我说我总得试试。我从网上搜到自来水公司客服电话。能判断出接电话的是一名毕业不久的姑娘。我们命名她为A。A说普通话,客客气气地让我记下维修部号码。我没听清,她耐心复述。我拨打至维修部,接听者是一名年过而立的女人。我们命名她为B。B心中有无尽的烦躁。之所以说话还礼貌,是出于谨慎(比如:万一来电话的是巡视组的什么人呢)。这种礼貌异常冰冷,甚至可以说寒气刺骨。她让我打电话至北郊分公司。我查找到该分公司电话,拨打过去。接听者是一名年近五十的大姐。她冲着我的耳膜大喊:“你做么事?要做么事?”

“我要修水管,我屋里快没水了。”我说。

“你不懂拨打自来水公司的客服电话吗?要我教?”她说。

我们命名大姐为C。C叫我找A,A叫我找B,B叫我找C,如此沿一定路径不停流动,情况有点像矿井里的“循环风”。

我知道这条路在故乡无法走通,毋宁说是确认它走不通。不久,我与初中同学吃饭,聊及此事。胡漾说有朋友叫何辉东的在自来水公司。胡漾拨打何辉东电话。胡的手机底部有一排孔眼,从孔眼里传出何辉东的话:“你说的事我能不办吗?”

回家后,我按胡漾给的号码,向何辉东发短信,说明大致情况。此后我致电他。我有种感觉,我是在给一名仰躺在哪儿的醉鬼打电话。他抓着手机,一个字一个字地对我说话,字与字间很间隔了些距离。几次我以为他睡过去,他又把剩余的话说完。“喂,哪里啊。有数。了。你等。着吧。我向冯。总汇报一声。去办。都是兄。弟。”他说。后来我只听见他粗重的呼吸声。我说:“何主任那我挂了啊?”不见他应声。我斗胆挂了。一直在旁竖耳谛听的母亲走出门去,将自来水公司要来维修的消息散布出去。我们在家等了近一个礼拜,不见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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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钱江晚报·小时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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