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扬编程 编程大纲 新研究表明社交媒体管理人员应更积极地处理仇恨言论

新研究表明社交媒体管理人员应更积极地处理仇恨言论

根据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媒体参与中心的一项新研究,新闻消费者和社交媒体平台用户认为删除仇恨言论更有必要,而不是仅仅关注亵渎语言问题。媒体参与中心与荷兰的伊拉斯谟大学和葡萄牙的诺瓦大学合作,了解美国、荷兰和葡萄牙的公众如何看待评论删除和负责这一操作的版主。他们调查了美国的902人、荷兰的975人和葡萄牙的993人。

新研究表明社交媒体管理人员应更积极地处理仇恨言论

在一个被设计成看起来像普通论坛Disqus的跟帖模板中,研究人员随机向调查参与者展示了社交媒体帖子,他们是这样做的。

新研究表明社交媒体管理人员应更积极地处理仇恨言论

参与者被暴露在一个包含仇恨言论或亵渎的社交媒体帖子中。然后,他们会看到一个版主的帖子–无论是人类还是算法–因为最初的帖子具有攻击性而被删除。这条信息或者具体解释了帖子被删除的原因,或者大致说明了帖子被删除的原因,并提供了网站社区指南的可点击链接,或者没有提供任何解释。之后,参与者回答了关于删帖的公平性和合法性以及版主的透明度和可信度的问题。

在所有国家,参与调查的人都认为删除仇恨言论比删除亵渎性语言更有必要、更公平且符合法律,并认为这样做并提供详细解释的版主更透明。在美国和荷兰,参与者认为删除仇恨言论的版主比删除亵渎言论的版主更值得信赖,虽然删除的方法–由人或算法–并没有影响美国人和荷兰人对内容删除的感受,但在葡萄牙,参与者认为由人类版主进行的删除与由算法进行的删除相比更加公平和合法\”。

该中心建议采用以下方式来使用该调查的结果:

版主应该更多地关注仇恨言论,因为人们认为仇恨言论比亵渎语言更需要被删除。

版主应该具体解释为什么内容被删除,而不是提供一般性的解释。

人们对计算机算法版主的看法可能与人类版主相同,但应考虑具体的文化背景,因为每个国家的情况可能不一致。

您可以在此阅读报告全文:

://mediaengagement.org/research/how-the-public-views-deletion-of-offensive-comments/

新时代语言规范:稳定与发展的平衡

4月23日,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县林泉镇高锦小学学生正在听写汉字。罗兴祥摄/光明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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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汹涌而来的网言网语,汉语需不需要被“保卫”?视觉中国/光明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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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论坛】

主持人语

20世纪50年代,《语法修辞讲话》在全国掀起了汉语规范化热潮,社会上普遍树立了规范意识。规范就是使语言符合一定的标准,使语言表达通顺、连贯、得体。从此,我国大学的中国文学系改成了中国语言文学系,普遍开设现代汉语课,现代汉语学科开始迅速发展。不忘本来初心,借鉴吸收外来,守正整合创新,更好面对未来。今天我们纪念《语法修辞讲话》发表70年,希望能够再次唤起大家对语言规范的重视,更好维护祖国语言文字健康发展。

——马庆株(南开大学教授)

语言要维持正常的交际功能并保持自身活力,就必须在稳定与发展之间找到平衡,而前者主要表现为规范以及对规范的遵守。所以,对于语言及其运用而言,规范的作用与意义巨大。

笔者在现代汉语史研究中,曾经以语法为例,将1949年以前的早期现代汉语归纳为纷纭复杂、同义形式多、“超常”现象多等几个特点。而这些特点基本都与当时语言使用中“无法可依(没有明确的规范)”和“有法不依(局部规范得不到很好落实与遵守)”有直接关系。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开展了大规模的语言文字规范化运动。其标志性起点就是《人民日报》于1951年6月6日刊登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以及连载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今年恰逢《社论》及《讲话》发表70周年,此时我们非常有必要回顾、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语言规范工作的得失,并且在此基础上重新认识新时代语言规范的意义和价值。

统观70年的语言文字规范工作,一方面确实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同时也存在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后者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点,即两个极端的表现:一是规范过度,二是规范缺失。二者都直接或间接地在一定程度上给语言规范工作以及不同时期和阶段的语言使用带来一些问题。

所谓规范过度,就是坚持刚性标准,对丰富多样的语言现象进行要么规范、要么不规范的二元对立划分,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语言的习用性及发展性。至于规范缺失,则更多地表现在“文革”及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间里,社会语言文字使用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混乱甚至失控,比如繁体字回潮、影视字幕错别字盛行、网络语言“侵入”自然语言等。

对上述问题进行反思,得出的一个深刻教训就是语言规范实践中“管”与“放”不能失衡,应在两者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而这应该成为语言规范理论与实践的核心内容之一。

近些年来,在充分反思以往语言规范理论及实践得失的基础上,人们的规范观取得了巨大进步。概括而言,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由刚性观到柔性观,二是由静态观到动态观,三是由一元观(只注重语言规范)到二元观(语言、言语规范并重),四是从不同角度建立了语言规范的层次观,五是建立了为语言用户服务、提高其“交际值”的语言规范价值观。

上述规范观的进步已经在当下的社会语用中体现出来。比如,2003年和2020年两次疫情中相关指称形式的产生和使用状况,就是规范得失的两个典型案例,其中颇多值得总结与反思之处。

贺国伟在《汉语词语的产生与定型》一书中谈到,2003年春天,当媒体正式使用“非典型性肺炎”后仅两天,各地报刊就开始以“非典”作为正式使用的缩略词。笔者也在《现代汉语史》一书中就《人民日报》所用的“非典型(性)肺炎—非典—典/非”等做过调查。2003年2月11日出现“非典型肺炎”,次日出现“非典型性肺炎”,而“非典”的初现时间是2003年4月5日。2003年4月18日,新的组合形式“抗非典”出现,接下来很快就产生了两个完全同义的简缩形式“抗典”和“抗非”,此外还有类推而生且完全同义的“防非”和“防典”。这两组四个简缩形式都有很高的使用频率。且不说“非典”这一简缩形式的理据是否充分,以及后来又半路杀出个SARS及其音译形式“萨斯”等而造成的一实多名,仅就意思完全相同的“抗典”与“抗非”“防非”和“防典”并存并用这一点来说,显然就存在语言规范工作的迷失与缺位。

再看2020年,从最初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到定型化的“新冠肺炎”,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包括专家阐述、网民发声、权威机构最终确定这样一个完整的规范流程。比如,从旗帜鲜明地反对污名化的命名,如“武汉肺炎”,到正面论述“新冠肺炎”简缩形式的学理依据,以及预测进一步的合理发展(有可能再进一步简缩为“新冠”)……专家学者在命名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彰显了语言规范工作的作用和功效。最终,人们看到的结果是,既不存在一实多名,也不存在一名多实的情况,总体而言堪称完美。

由此产生的一个认识是,在新时代的新背景下,语言规范依然有其巨大的意义和价值,简而言之有以下几个要点:

其一,在新的社会条件下,人们对语言产生了许多新认识,比如认为它是一种重要资源,关乎国家安全、社会稳定、文化进步、个人发展,由此决定了对语言健康与正确使用的更大、更多的现实需求,这就对语言规范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使之具有更大的价值。

其二,在互联网时代以及融媒体高度发达的背景下,社会语言生活日趋多元,语言使用状况愈加复杂。由此,语言规范的必要性、重要性日益突显;同时,如何认识规范,怎样确定以及贯彻、落实规范,也成为必须着手进行的紧迫课题。

其三,当今现实语言生活及语言运用中存在的很多问题,都与语言用户规范意识淡漠甚至缺失,以及有关部门认识错位与管理不到位甚至缺位等因素直接相关,在这种情况下,语言规范工作必须直面现实,勇敢担负起匡谬正俗的职责,更好地为语言用户及其交际服务。

(作者:刁晏斌,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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